钟南山院士和中国的“非典“之战

•引子•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非典”，全称“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是一种因感染SARS相关冠状病毒而导致的以发热、干咳、胸闷为主要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是一种新出现的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大范围的传播。经历过那段“白色恐怖”的人在听到这个名词后，依然心有余悸。

病魔来袭

　　2002­年12月15日下午，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名叫黄杏初的病人。该病人经医生初步诊断为普通发热，但经传统治疗后病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迹象。两天后，医院再次收治了一位与黄杏初症状相似的病人郭仕程。更让人吃惊的是，很快广东省顺德、中山地区也传来发现类似病人的消息。截至2003年1月，广东省境内共发现28例相同症状病人。

　　在医院的安排下，郭仕程被送到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进行住院观察治疗。所长钟南山院士对郭仕程进行检查后发现，病人肺部经X线透视呈现了“白肺”，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

　　这时，河源市人民医院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与黄杏初、郭仕程接触过的六位医护人员和两位陪同亲属全部病倒，其症状与黄、郭相同！

　　2003年1月21日晚上，钟南山院士赶到中山市，和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们一起，对中山市出现的这些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专家们把这种怪病称为“非典型肺炎”，以区别于传统由细菌、衣原体等病原体引起的“典型肺炎”。

　　200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由于这场疫情来得过于迅猛，在对病原体与发病机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医院的救治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患者的情况急转直下，同时由于防护措施不当，大批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甚至发生了死亡。

　　当务之急是遏制住患者病情的恶化！但使用传统的抗生素对引起SARS的病原体一律无效。钟南山院士经过深思熟虑后，建议使用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建议引起了其他专家的质疑。因为糖皮质激素的副作用会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在学术界很多人都反对这种治疗方法。但是，如果不及时使用激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已经难以免疫，如果再出现继发感染，患者的生命会出现危险，一旦再发生交叉感染，局面就会出现失控的危险。

　　钟南山院士认为，只要使用时机和剂量适当，糖皮质激素完全可以起到有效的治疗效果。事实证明了钟南山院士的决策是正确的，在使用了一定剂量的激素后，患者的病情开始缓解。同时，对于刚转来的危重患者，由于肺部发硬，如果进行常规的机械通气，就有可能发生肺部破裂的危险。所以钟南山院士要求医护人员一定要对患者先进行人工呼吸。再者，一定要在患者的床头安装风扇，病房内也要安装换气扇，保持空气流通。

　　在“非典”暴发的前期，钟南山院士和同事们在极短的时间里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不但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同时也降低了病死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程。与此同时，在钟南山院士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疫情的全面暴发和中国的决策

　　2003年3月底，来自深圳、广东的两名游客将“非典”病毒带到香港，经过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中转”，继而将“非典”传向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同年4月2日，WHO发出了成立55年来的第一次旅行警告，劝告人们不要前往中国广东和香港。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进行回应，声称中国“非常安全”，“非典”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非典”。

　　4月9日，北京市民蒋彦永对“非典”疫情实情进行披露的信件在海外新闻媒体及网站上刊登。一时间，“中国新闻封锁导致SARS蔓延”等评论纷至沓来，中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2003年4月，各省市相继出现“非典”病例。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 807例，其中，广东1 304例、北京339例、山西108例、内蒙古25例，其余各地感染人数较少，但却说明，疫情已经弥漫全国，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已经全面暴发。

　　中国政府在危急关头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果断地撤换了一批督导不力的官员，展示铁腕治“非典”的决心；坚持信息公开，通过权威媒体，每天发布关于“非典”的真实资讯，澄清事实真相，安慰民众情绪；颁布一系列的防范措施，调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紧急增援各地的防疫工作，无条件地为“非典”患者进行治疗；整合国内优势的医疗力量和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提高疗效，最终目标是尽快控制疫情传播，提高治愈率和明显降低病死率。总而言之，就是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使“非典”对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及恶劣影响降到最低。

　　4月21日，为了缓解首都北京的疫情状况，政府决定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防疫医院一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接到上级通知后，小汤山镇党委立即成立了以党委书记荣超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要求各单位各部门不惜一切代价，不讲任何条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将医院建好。

　　在施工现场，来自六大建筑公司的4 000多名（最多时达到7 000 人）建设者昼夜奋战；为保证工地环境卫生，避免造成再次污染，小汤山镇党委临时组建了100多人的保洁队伍，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负责周边的环境清洁。

　　就这样，经过紧张有序的施工，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防疫医院奇迹般地在7天后就建成了。医院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1 000 张病床；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安装了1 000部电话和1 000部小灵通，保证每个病房与外界的联系畅通；建立了数据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安装了医疗信息处理软件，建立了电视系统，保证每个病房都能看到电视。

　　5月5日，全国各地114家军队医院的1 200名医护人员分三批全部抵达。至此，医院正式投人使用。这是北京“非典”疫情从紧张转向缓和的转折点。

　　当时有国外媒体认为此举不仅会让大量病人在这里丧生，中国军人也会大量倒在小汤山。“那么多条件优越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都没有挡住疫情，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怎么可能创造奇迹？”

　　而事实再次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在小汤山医院存在的50天里，医院收治了全国1/7的“非典”病人，极大地缓解了首都“非典”病床紧张的局面，而且有效切断了“非典”传染途径。50天过去后，最后一批“非典”病人康复出院，病死率不到1.2%，为世界最低。更为难得的是医院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

大难之下有大爱，风雨不动安如山

　　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防控“非典”的时候，钟南山院士和他的团队始终坚持住自己的战线上，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关键的科研攻关。

　　钟南山院士认为，眼下的情况急需两个层面的协作：第一是流行病学方面的协作。病原学和临床方面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它的病源；第二是国际间的大协作。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疾病，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需要综合各国高科技的成果，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从“非典”疫情暴发开始，钟南山院士就进人了几乎不眠不休的工作。67岁的他带头上阵，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坚持亲自检查病人的口腔。直到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终于体力不支病倒了。痊愈后，他幽默地说“成功减肥5公斤”。

　　呼研所人在钟南山院士的感召下，没有一个人在汹汹疫情前退缩，都毫不犹豫地坚守在第一线抢救病人。重症监护中心主任刘晓青和医生陈思蓓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身上沽满了患者气管切口处喷出的痰液。她们明知这样有被传染的危险，但谁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坚持把手术做完。事后陈思蓓果然受到了感染，所幸不久痊愈，又立即返回了工作岗位。

　　而像陈荣昌、肖正伦、钟叔亲等近10位呼吸病学专家，则每天坐着飞机马不停蹄地奔赴全省各地医院，参加了100多次会诊，救治了200多位患者，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专家飞行连”。

　　而同时，也有一些奋战在医疗前线的医护人员，却永远倒在了迎战“非典”的战场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主任医师邓练贤，在给病人插管做机械通气时，经常被患者气管里喷出的痰液溅满全身。2003年2月3日晚上7时，连日抢救病人的邓练贤感觉全身酸痛、发热，2月5日肺部出现炎症阴影。4月21日，邓练贤光荣殉职。

　　叶欣，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直到病倒前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于3月24日光荣殉职，年仅46岁。生前，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这里危险，让我来……

　　北京武警总队医院年轻医师李晓红，在救治“非典”患者中，连续奋战6天。被病毒感染后，她还表示，如有新的治疗方法，可先在她身上试验，愿以她的生命换取更多人的生命。2003年4月16日凌晨3点30分光荣殉职，时年28岁，2003年5月1日被中组部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武警北京总队追记一等功，并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非典”之殇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牵头下，共有9个国家的11个实验室共同组建了SARS研究多中心协作网络。通过这个平台，研究者之间可以做到资源共享，目标就是尽快发现SARS病源，进而研制相关试剂。

　　2003年4月7日，中国研究小组从“非典”患者的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了两株新型冠状病毒，并立即上报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导致SARS的病原体为一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攻关组的成绩得到了国际上的一致认同。

　　随着防控措施的有效施行和抗“非典”药物的陆续研制成功，“非典”疫情开始出现降态。经过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全球的“非典”疫情在2003年6月底基本得到控制。

　　据统计，这次疫情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 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 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2003年8月16日下午16时，卫生部宣布全国非典型肺炎零病例。

　　据一些中外专家估计，此次波及全球的“非典”疫情已给中国造成4 000亿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10%，其对经济的影响远胜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8年的洪涝灾害。

　　“非典”灾难中受创最深的非旅游业莫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中国当年旅游收人损失约2 100亿元。深受其害的首都北京，3月起境外游客减少80%，总损失约400亿元。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估计的则相对乐观一点，他们认为2003年旅游业的收入将减少约1 400亿元。

　　目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不得不让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非典”流行初期，各地流言四起，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在极短的时间内，网上就出现了诸如“炭疽病毒” “生物武器入侵” “鼠疫” “打个照面就死人” “无药可救”等传言。一些不法商贩趁机兜售所谓的防“非典”药物，甚至普通的绿豆都被打上了 “防‘非典’”标签。

　　由于我国卫生部门缺乏应对重大疫情的经验以及危机情况处理机制的缺乏，导致了“非典”流行初期感染蔓延、物资紧缺、行政效率低下等状况。从2002年11月广东省发现第一个“非典”病例到卫生部门正式承认“非典”的存在，花了3个月的时间；中央财政拨款虽然达到了数十亿，但经过平均分摊后，落实到地方乃至具体到各个医院的却是杯水车薪；“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明确的契约关系，中央和地方财政在抗击SARS中的不菲开支最后只会成为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 

　　SARS病原体找到之后，钟南山院士等专家进一步对其深人研究。专家们发现，这种病毒是通过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果子狸。因为从果子狸体内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人身上分离出的冠状病毒高度同源。这一切都证明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就是这次SARS病毒的主要载体。而“非典”的发生就源于广东的野味市场大量消费野生果子狸。人类大肆捕杀野生动物，破坏生态平衡，终于招致了大自然的惩罚。

　　而“非典”给人们带来的最大伤害，却是几个月来笼罩在心头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美国心理协会的专家就曾经指出，SARS造成的焦虑以及随之产生的心理烙印，严重折磨着患者和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尾声.

　　2004年12月5日，科技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宣布，三部门共同组织的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自主研制的SARS疫苗是安全的，初步证明是有效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I期临床试验的SARS疫苗。这次临床研究共选择了36名年龄在21~40岁的健康人作为志愿者，男女各半，分批参与临床研究。36名自愿受试者在注射疫苗56天后，均未出现严重局部或全身异常反应，实验室指标未见异常，其中24名接种疫苗的受试者全部产生了抗体。I期临床试验的完成，标志着SARS疫苗研究的难关已经基本攻克，这是中国SARS科技攻关取得的一项标志性重大成果。

　　钟南山院士说，美国有专家称“SARS从自然界中灭绝”一说是缺乏证据的。目前，关于SARS的源头、传播途径等很多领域尚未完全研究清楚，一方面还须加大科研力度，另一方面对SARS的防范不能掉以轻心，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患于未然仍然是防止SARS卷土重来的有效途径。

(审稿专家：钟南山　曾广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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