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引子•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还没有一所正式的呼吸 系统疾病研究机构；对常见的“呼吸四病”（感冒、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心病），也没有统一规范的防治标准。医生们看病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所以，当1971 年，毛主席因患肺炎而病情加重的时候，在全国竟找不到一位呼吸疾病的专家。因此，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建立呼吸科，并进行呼吸医学的研究 。

　　就这样，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应运而生了。在钟南山的带领下，呼研所从一个仅有三位医生的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到今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过了30年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

从慢支防治小组开始

　　1971年，周总理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呼吸系统疾病群防群治的号召，要求医学战线的工作者们不仅要把呼吸系统疾病当做一个医学问题，而且要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抓。

　　原来，1970年以后，毛主席患了肺心病，而且病情逐渐恶化，周总理紧急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呼吸疾病的专家来京会诊，结果发现全国竟没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并且当时全国的医院都没有设置呼吸专科。因此，周总理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在那个年代，中央一号召，全国各地都积极响应起来了。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也要求各个医院开设呼吸专科。原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虽然条件简陋，但也响应党中央号召，于1971年成立了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并安排侯恕（组长）、余真（女）和钟南山三位医生负责小组的工作。

　　俗话说，“治病不治喘，治喘不露脸”。年纪尚轻的钟南山虽然对这一工作安排感到一丝困惑，但身为党员，自然会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三个人的慢支防治小组开始了日常的工作。

　　这个小组当中，钟南山的医学理论基础最好。他从翻查资料开始，结合已有的病历医案分析，摸索入门的途径。

　　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钟南山观察发现，患有不同呼吸疾病的病人，吐出的痰液的颜色、性状各不相同。钟南山和侯恕、余真两位医生一起探讨，决定从痰液分析入手，试图找到治疗慢支炎的“捷径”。

　　在此之前，钟南山曾查阅了许多中医方面的资料。中医理论谈到慢支炎主要涉及三个脏器：肺、脾、肾。慢支炎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肺、脾、肾虚寒不足。肺、脾、肾虚是不同的类型，分别有不同的症候群，所以应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经过对痰液的分析以及相关理论论证，钟南山设计了第一套治疗慢支炎的方案。即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使用了一种叫“紫花杜鹃”的草药来配合治疗。这套治疗方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治愈率超过了50%。

　　到了1973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慢支防治小组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门诊和病房，虽然十分简陋，但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总算可以开展临床研究了。

　　当时全国肺心病会议即将召开，钟南山和整个慢支防治小组对这套治疗方案的疗效很有信心，急于拿出有分量的论文在全国会议上与同行们交流，从而得到医学界的认同，这对于慢支防治小组以后的发展意义重大。

　　研究呼吸系统疾病，最关键的是要取得肺功能的有关数据。这就得需要有监测肺功能的基本设备。

　　但刚起步的慢支防治小组和全国其他医院的呼吸科一样，没有什么经费投人，钟南山和两位同事就采取废物利用的方法，从仓库里翻捡出肺功能计、血氧饱和度计和气体分析仪等不用的设备，经过维修改装后终于“凑”够了临床研究基本需要的设备。在别的医院都在为没有必需的仪器而叫苦抱怨的时候，钟南山带领着慢支防治小组，利用这些拼凑出的仪器监测得到的数据，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在全国肺心病会议上，他们的研究成果赢得了与会同行的一致好评。

与“猪”同乐

　　在初步取得成绩之后，钟南山的干劲儿更大了。他计划着扩大研究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支气管炎一个狭窄的领域。

　　慢慢琢磨着，钟南山初步制定了一个规划：

　　一、从慢支炎开始，逐步展开肺气肿、肺心病等呼吸疾病的研究。

　　二、开展动物实验以辅助临床治疗。

　　三、建立实验室、门诊和病房，并计划建立一个慢支炎医疗基地。

　　当制订了小组的发展计划后，看着钟南山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的面孔，侯恕和余真两位大夫不由得苦笑了。规划是好的，可就凭现在的条件，到哪一年才能实现呢？

　　钟南山心里早就有了想法，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呼吸疾病的病理研究，而做病理研究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做动物实验，取得第一手实验数据。其他的作为远景规划，可以缓一缓。

　　可即使建立最简陋的动物实验室，也得从头开始准备。钟南山把小组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侯、余两位大夫，自己开始为筹建实验室，东奔西跑起来。向各个部门要人，要物，有时也要钱时，他能说的除了周总理的号召外，就只有自己的党员身份。

　　做动物实验必须有符合实验用的动物。经过一番研究，钟南山发现猪的心、肺结构与人最为相似，而且猪患肺心病的症状也与人的非常相似。

　　钟南山和两位同事合计了一下，决定买一头猪来进行动物实验。当时一头猪的价钱是200多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的慢支防治三人小组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款项。通过努力争取，医院拨了一部分款项，不足的部分则由侯、余、钟三位医生自己出钱。

　　凑齐了钱，钟南山跑去买了一头很大、很标准的猪。实验对象有了，其他的工作立马跟着上了轨道。

　　呼吸系统的疾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患者发病之后，机体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氧。所以，小组的动物实验 首先就从观察机体缺氧后的生理变化开始。方法大家都明白，就是给猪进行麻醉，然后进行气管插管。但对象是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猪，为此这头“猪”也受了不少罪。最终，熟能生巧，一段时间后，三人都能很娴熟地做这项工作了。

　　通过动物实验观察，钟南山发现了一些规律。即在机体缺氧的情况下，一些介质，如组织胺等，会发生特定的变化。组织胺是身体内的一种化学传导物质，可以影响许多细胞的反应，包括过敏、炎症反应，胃酸分泌等，也可以影响脑神经传导。组织胺存在于肥大细胞内，也存在于肺、气道及胃的黏膜组织里面。它在过敏与炎症的调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小组三位医生白天要正常工作，照看病人，晚上还要轮流值班。 大家很难凑到一块儿去做实验，但就是这样，他们硬是挤自己的业余休息时间，完成了一系列当时在国内属于“超前”的实验，并写出了研究论文。

　　有科学的实验为依据，研究成果是相当出色的，获得了呼吸学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此后有多篇研究成果报告，分别刊登在国家级的专业杂志上。

　　1976年，钟南山到浙江医学院学习纤维支气管镜技术后，同年5月建立了广东第一个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室。1978年，原设在新医科中的慢支防治小组与门诊针灸科分开，成为独立科室，除设立病房外，还开设了门诊，研究工作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展。

　　1979年，在多年不懈努力，呼吸疾病诊治技术处于国内领先的基础上，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进行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专门机构。

改建ICU，提高监护治疗水平

　　1981年，钟南山被任命为呼研所所长。呼研所成立初期，病床已扩增到26张，其中特别安排了一间拥有3张病床的监护室。这个监护室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简化版的ICU。但当时的病房设备条件和现在相比可以说是简陋，病人吸氧仍靠床边放一瓶氧气供给，监护室也没有心电监护仪。据说在抢救第一位呼吸衰竭病人的时候，钟南山和同事们轮流每人8小时，用人手为病人捏皮球泵气。没有中心供氧，需要连续吸氧的病人唯有每3~4个小时换一瓶氧气。那时的医院没有专门的护工，换氧气瓶也是医生自己动手。

　　得知此情况，省、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投人资金不但改善了设备条件，并使呼研所能够建立自己独立的基础研究实验室，为其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呼研所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得益于此，呼研所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尤其在隐匿型哮喘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在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呼衰及膈肌功能康复和营养研究、呼衰电脑软件的研究及慢阻肺、肺动脉高压、肺癌的诊断等方面也均处在了国内领先水平。

　　1993年呼研所呼吸学科被广东省高教厅批准为省重点学科。1994 年通过省科委的验收评估，成为广东省呼吸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1996年又建成广州市呼吸监护中心，同年，钟南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院士。1999年，呼研所再次被确定为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临床药理研究基地，承担临床药物的验证和研究工作。

　　1997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胸外科并人呼研所，使临床诊治手段更加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在始终坚持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紧密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呼研所在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18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拥有呼吸内科、胸外科、重症监护科、 变态反应科等临床学科及研究能力的大型呼吸疾病研究所。

　　呼研所的重症监护室投人使用以来，平均每年都会收治150多名垂危患者，其中55％是来自珠江三角洲及省内外各地的转诊病人，最远的患者来自郑州，是用飞机转送来的。虽然这些病人已被各地的转诊医院认为“无法救治”，但呼研所的重症监护室（ICU)总的抢救成功率一直超过75％。

　　2002年，在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的支持下，由霍英东基金资助1 000万港元（总投资1 700万人民币），将原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ICU改建成“英东广州危重症监护医学中心”。改建后的监护中心占地约800平方米，拥有16张现代化专用监护病床。与20世纪70年代的“土制”床头设备相比，如今每张监护床上都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床头吊架，所有电线、气源全部集中在吊架上，还配置了呼吸机、监护系统、喂饲泵、6～8个输液泵，病人躺在床上就能完成脑电图、X线拍片、肾透析等检查和治疗，每个重症监护单元的设备价值超过100万元。

　　新ICU建成后，呼研所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空前提高。病人被送达ICU后30分钟内各种仪器就能对病人的情况作出初步评估，1-2个小时内医生就能根据仪器的精确监测数据，判断病情并制定出具体的抢救方案。据介绍，新设备启用后，对危重病人抢救的成功率由原来的80%提高到91%，仅在2002年投人试用的前4个月就成功抢救了151例病人。

迎战非典型性肺炎，再创新功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突袭中华。广东省作为病源地， 成为了与SARS作战的桥头堡。在疫情汹汹，众多医护人员纷纷被病魔击倒，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钟南山院士带领着广州呼研所这个经得起困难考验的团队，向政府和人民发出郑重承诺——“把最重的病人送到这里来”。据统计中山二院、中山三院、市第八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先后转送了近100位SARS患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受感染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呼研所一时成为了SARS患者的“高危地区”。

　　钟南山院士对呼研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强调：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抢救每一个病人。他成立了由老中青三代呼吸病组成的攻关梯队，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上岗。在日夜不停的攻关研究下，钟南山院士和同事们终于找到了治疗SARS的突破口，随即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

　　6个多月不懈的奋战，全力高速运转的呼研所，使广东省SARS患者病死率仅为3.6%，治愈出院人数超过总报告病例的90%，而医护人员虽有26人先后被感染，却无一人死亡。这些都是跟钟南山院士和同事们共同攻关，制定了有效防治措施分不开的，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成绩。

　　鉴于呼吸疾病防治的重要性，“十一五”期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和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共同申报创建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凭借着呼研所自身雄厚的临床研究实力和与健研院合作后的发展方向为产学研相结合的规划，申报获得了评审专家的全票通过。2007年9月20日，实验室再次通过了原科技部组织的专家对建设计划的可行性论证，进人到了实质性的建设期。这标志着实验室实现了省属市属科研机构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我国人口疾病死因调查显示，呼吸疾病在农村地区疾病死因居第一位，占23.5%比例，在城市占12.6% (居第四位）。目前我国哮喘患者约1500万人，COPD患者约3280万人，慢性咳嗽患者临床误诊、误治现象仍较突出。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迅速增加，己居国内城市恶性肿瘤的首位；肺癌患者约50万人，居世界第一。近年应对SARS和禽流感疫情的经验证明，为了避免大范围恶性传染病的突发，消除新发疾病成为常见疾病的威胁，需要启动高水平的科学和医学合作，基础与临床合作，开发有力和可靠的诊断检测方法，更好地了解传播模式，确定有效的治疗规范，开发新的疫苗或是特异性药物。

　　鉴于此，呼研所临床研究仍将立足于我国常见呼吸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和防治领域，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则集中在重大突发性呼吸系统传染病（如SARS、禽流感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0PD)、哮喘和慢性咳嗽以及支气管肺癌的病理生理机制等四个方面。

　　钟南山院士和他领导的呼研所计划在现有4 600m²业务用地的基础上，再扩建3 000m²，并争取在突发性重大呼吸系统传染病诱发的急性肺损伤发病机制、禽流感/流感疫苗与治疗药物等领域取得突破，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按照这个计划，实验室还将与英国、丹麦、荷兰、美国等同行开展国际性专题研究合作。

.尾声.

　　由钟南山院士牵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等国内23所医院共同协作完成的论文《羧甲司坦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发作的作用（PEACE研究）：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于2008年6月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刊登，并获得 了“年度最佳论文”。钟南山领导的团队发现，一种常用的廉价国产祛痰药物羧甲司坦可显著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发作达24.5%，慢阻肺常规治疗费也因此可减少85%。

　　2009年5月6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英国阿斯利康公司举行“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与阿斯利康合作研究基金”签字仪式，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与阿斯利康公司罗杰.麦克林（Rodger McMillan )博士在合作协议上签字并表示，将共同推动中国慢性阻塞性肺病研究的深入开展。

　　2010年6月29日，国家工信部组织专家组对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进行验收。最后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2010年，以广药集团为主导，由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澳门科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粤澳呼吸道病原体新药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将采用国际通用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评价板蓝根的临床作用；为白云山板蓝根抗病毒防流感作出更加深入的论证。呼研所将在中西医呼吸疾病研究方面谱写新的篇章。

(审稿专家：钟南山  曾广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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